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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南希小姐的信:关于邓小平,北岛和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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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159篇原创首发文章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80后投资人、财经作家刘晨茹写给美国朋友的信。南希(Nancy Hearst),哈佛费正清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她从40年前起就到中国,收集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书籍。她也是傅高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助手。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前言中特别感谢了她。这封信的缘起是一年前,南希希望晨茹写一篇《邓小平时代》的读后感。在这封信中,晨茹真实地叙述了她对邓小平的理解,以及对时代的理解。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让我们再一次深深缅怀这个“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

尊敬的南希小姐:

见信好。离上次北京见面已有十个月的光景。北京再次入秋,雨后渐凉。再过三个月,会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季节,您那时应该再来中国,去见见老朋友,以及四十年如一日地收集有价值的书。希望那时,我能有机会再给您当地导。

一年前,也就是2017年8月。我因时在哈佛访问的师姐邀请去短暂一游,也因她与您结识。您邀请我去您经营了四十年的费正清图书馆看书。我把我仅写过的一本书送给您,后来那本书也得以幸运地躺在图书馆里。时间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我知道这本书将活得比我长。那一瞬间,我感到记录的价值。

我想您一定很惊讶,一个当时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现代史和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有这样的兴趣。于是您带我去见了傅高义。

见傅高义先生的那天是8月8号。印象深的是,他见我第一句话是:“你今天来的日子对中国来说是个special day。”我愣了一下表示不解。您解释了一下。傅高义失望地补充了一句:现在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已经不太知道了。(注:1966年8月8日通过了《文革十六条》)

离开哈佛之时,您让我写一篇《邓小平时代》的读后感。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篇读后感拖欠一年之久未动笔。就在这一年,中美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知识界有许多关于国运的讨论,而普通的企业经营者也开始对自己或许不确定的未来有些担忧,在这一刻,也许因为我并没有那段苦难日子的记忆,想在今天,把这个迟到了一年的读后感补上,如果合适,也烦转傅高义先生。

在写读后感之前,先说一下自己简单的经历。我出生于1980年代末的江西。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并且,邓小平“文革”下放之时,也是在江西思考了如果能够复出要做的改革。我儿时对于江西的记忆是“落后、贫穷”。我有记忆开始,正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革开放加速时期。周围亲戚谈论的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和上海,讨论最多的话题是“打工”。那时候外出打工的工资,大概是800元一个月。相对于在老家种田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我的不少表兄弟妹,也自然成了后来记者朋友们关注的“留守儿童”。

那个年代还是计划生育实行最严格的时期。许多农村妇女为了能生一个儿子,会选择扼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我母亲工作医院的垃圾桶里,偶尔会有因被丢弃死去的女婴。这个场景,成为我后来噩梦反复出现的画面。后来,中国的一位叫莫言的作家因为把这段往事写成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相比同辈亲戚来说,我是幸运的。我没有成为“留守儿童”,也没有因为是女孩被堕胎或者歧视。这都源于父母受了高等教育,那个年代对于大学生是优待的。在一个几乎只有农业的县城,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事业单位谋得一份职位。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如此稀少,父亲刚工作时,甚至是他们“单位”第一个大学生。于是从小,我就被告知:“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当然,那时我对什么是“知识分子”并无感觉。就像许多其他概念,譬如“马列主义”、“三个代表”,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记得父母闲暇时开始唠叨,他们小时候有多苦的话题。譬如父亲上学要走二十里山路,因为没有钱读书暑假要去山上砍柴,七八岁就要煮全家八口人的饭。母亲早起要切菜喂猪,因为切菜,手上有几个因刀落太快而误伤的伤疤。据说,我父母家庭的成分都不好。母亲的外公是大地主。而我的外公在“文革”期间因被牵连,被迫从省城的文职工作回来,被批斗,后来做了一辈子农民。母亲因为成分不好差点没有上成初中。最后幸运地赶上了高考改革。命运就此改变。

他们说着说着,经常以一句话结尾:还是要感谢邓小平。

我那时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以及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意义。只是因为也许之前父母儿时生活的时代太过苦难,小时候,我都生活在一个暗自庆幸的环境下:没有日本人侵略,不用吃树皮,不用当童工——这些镜头都在学校组织看的电影画面里。《铁道游击队》《地道战》被放了一遍又一遍,《闪闪的红星》甚至就在我的家乡村庄拍摄。

于是,在我少年时代,生活确实如那些主旋律歌里唱的那样,一天比一天好。第一次穿的确良衬衣、呢子大衣和滑雪服成为时尚。超市代替百货大楼和小卖部进入县城,里面的商品越来越多。港台电影占据了各大录像厅。因为外出打工的人较多,在江西,说粤语成为时尚。偶尔有《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上映,但我根本不理解里面在讲什么。除了有一种感觉:就是美国比我们生活好太多,冰箱都可以在垃圾堆里捡到。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得外国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初二时,有一个金发外教来我们中学,只有班里最优秀的孩子,才能被选拔和那位老太太对话。

某一年,忽然有一首叫《从头再来》的歌放遍了大街小巷。“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闻充斥在电视机里。接着,新世纪来临。电视的歌也从《春天的故事》变成了《走进新时代》。当然,那时候还是不明白那些歌词是什么意义:“画了一个圈”,到底是什么圈?

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在这种变化中度过。贫穷的印记还在,庆幸和困惑交织。您告诉我,您第一次来北京是1980年代初,而这些年,中国确实变得“难以辨认”。包括我的家乡。孩童的记忆除了那棵赣江边上的大樟树之外,几乎被拆得一干二净。

毫无疑问,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也是一个大时代。去年春节,有一位90年代出国的乡友请我们唱歌。他在酒后之余抱怨了人生的不甘:90年代去美国时他是最优秀的学生,而现在,他过得远不如留在国内的同学好。错过了中国黄金三十年。这是许多留学生的感叹,这三十年,基本是一个人的黄金年华。

当然,人很难和命运的洪流抗衡。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1989”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想象未来中国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中国的潜力,只被极少数人认知到。那种自卑和自我否定蔓延了近百年。的确,这其中有必然的成分。也有偶然。如果说有偶然,就是因为中国当时有一位来自四川,打过仗,三起三落的老人,这个国家的许多命运就此扭转。

尊敬的南希小姐,读完这本书后,我很感谢傅高义先生和您能倾注那么大的心血去记录我们的故事。我们这两代人都生活在邓小平布下的一个局中:关于改革、关于科技、关于意识形态的不争论。48年前,我不知道他在江西南昌的那个小楼一圈一圈走着的时候在思考什么。也许像书中所说:“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一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可以思考一些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泽东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现在来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知行合一,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邓榕说,她父亲对于自己的判断力是很自信的。确实,如果不是这种自信以及后来的执行力,我的父母和我都不可能上大学,自然也没有机会在哈佛认识您。

亲爱的南希小姐,非常感谢您那天邀请我去图书馆,那里堆放着您40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收藏的关于中国的书,也有关于我们苦难的真实印记,还有那块“读书无禁区”的题字。

在我们上学时期,中国基础教育重理轻文。数理化被摆上至高的位子(后来从书中得知这是邓小平的一种布局)。哲学、文学、历史成为并不被尊崇的学科。后来我因为一些原因也知道,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真实的情况,确实有一些差距。那些和正统宣传不同的知识,也因互联网的发达和出国开始得知。

2015年我在印度旅行时,结识了一对年轻的美国情侣。男生叫凯文,女生叫林兹。在几天相伴旅行中,我和凯文就许多事情讨论起来。凯文喜欢旅行,但他并不喜欢中国。原因是:他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人都太现实。他喜欢印度,甚至日本。我告诉他,中国并非没有文化,而是有很深厚的底蕴,日本的文化其实源自中国。但一个美国人这么认为,自然有他的道理。确实,这三十年,中国在文化上,几乎是全盘西化。那种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深入骨髓。大家以英文好为荣。学生们学绘画,也倾向于油画。甚至江浙一带的许多消费品生产商,也要取一个外国品牌名字,比如美特斯邦威。在中学时代学艺术和历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学生的体现,学好数理化才是正道。

但是偶尔,从崔健的歌和顾城的诗里,我也看到过80年代的影子。也知道,那个物质依然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人们的心里曾经萌发过对思想和文艺的启蒙。而那种对于自我认知的启蒙,也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否定。血色文革的记忆,乌托邦的幻灭,西方思想的闯入,这些都在80年代的年轻人里烙下无可磨灭的疤痕。就像北岛的那首诗:

我无法得知,当北岛写下这几句诗时,身上背负着怎样的压抑和幻灭。去年冬天,我和您走在北京东城区的马路上,辗转在各个书店的途中,您告诉我您刚来北京时,住的酒店吃饭的地方都必须和中国人隔离。而现在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交谈。也许,那时候接触过西方社会的人,太多人会萌发出楚门的感叹: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

在“文革”结束后的“我不相信”的背景下,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大家的反应。群众动员每次都是对于热情的巨大消耗,这种动员的能力基于一种对于未来的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于新中国的胜利以及毛主席的权威。失去共识,意味着社会将再次陷入混乱。所以邓小平又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时间磨灭一切也证明一切,到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庆幸当时邓小平不是戈尔巴乔夫。强大的“我不相信”让苏联解体,陷入混乱。这也许就是48年前邓小平在南昌小楼中所想的:如何既让毛泽东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威望的建立,都是耗费数十年的争战得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是打了几十年的仗死了几千万人换来的。作为历史学家,傅高义先生和您都想在费正清图书馆保持一份真实。里面有许多在国内被隐去的姓名。有许多社会运动的苦难者的申述。我承认,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很震惊,也有一种“我不相信”之感。似乎也想和北岛一样说: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太多人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有的曾经呐喊过,有的始终悄无声息。而在付出这些代价,以及承诺过美好愿景之后,看到西方的生活是如此富足、自由,人们很难不自我怀疑。因此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富裕阶层在实现财务自由后,往往第一件事情就是移民。而为子女争取在国外的教育,也成为那一代改革受益者的诉求。

不争论、务实。是邓小平立下的方向。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对治理中国和中国本质的深刻理解。若不是一个人能如此克制自我情感,将家国利益绝对摆于个人之上,我想,中国今天的一切变化都不会发生。譬如,他认识到,上世纪60年代的悲剧并非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体制造就。而改变这个体制,才是需要把许多意识形态的争论搁置而集中力量去做的事情。“谁不改革谁下台”是这位最后一次复出后又工作了20年的老人留给中国的最后一笔遗产。

南希小姐,我对这本书有两段话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段是“终曲,南方之行”的结尾:

“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这本巨著。我知道傅高义先生写这本书花了13年,本来期待一个抒情的结尾,最后却是如水一般平淡。这也让我尊重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只求尽量客观叙述,而看到什么,由读者自己体会。

而另一处,便是全书的结尾:

“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开始争论中国在强大之后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2010年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后,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要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去年我在哈佛大学书店,看到书架上放着写“中国崛起”的书籍,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快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话题。在贸易战发生之后,中国的“智库”也发生了论战。舆论开始部分反思这几年对于中国过度自信的宣传。而这一切,又引来诸多关于国运的文章和讨论。

有学者认为,中国国运的改变基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基于对于美国的开放。这些年,美国为中国从一个伤痕累累的东方大国重新找回自信帮助很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道主义方面(比如许多美国夫妇收养中国的弃婴),还是市场体系上(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法律条文即翻译自美国证券法)。中国这代人对于美国的推崇合情合理。美国许多制度上的制衡,是中国许多人反思的范本。对于人权和言论的尊重,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羡慕不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自己牺牲环境以及勤奋为代价,也为美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几年低通胀的环境。每当国人去美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那些中国制造的商品的时候,心里一定会疑问,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低价,正是中国两代农民工(其中就有我的亲人)用每天在一个格子间日以继夜,没有医保,忍受粉尘的工作换来的。如果不这样做,中国也不可能积累到足够的外汇和财富去发展教育,最后,去找回失落了一百多年(或许是四百多年)的自信。

先要发展物质文明,然后发展精神文明,这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一句话。在这几年,中国人内心的自信确实开始培养起来。八十年代的精神文明也许是一种压抑已久后的释放,或者更多是一种吸取的否定。而中国中产阶层崛起后的自信,则是一种内心的认可。于是,中国的艺术家开始把国画的写意引入创作中,中医馆开始得到推崇。中国自己的品牌,也开始不取一些让人误导的英文名了。失落已久的中国古诗词,又开始成为央视黄金时段的节目。而在之前,也许英文演讲大赛更受欢迎。

也许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你们会不太适应。就像回归后的香港人(他们多年前也是从内地移民)看到十几年前的“穷亲戚”富起来后有些无法接受一样:国人再也不那么推崇唱粤语歌了。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2008年,香港是购物天堂。我也自然不能免俗去了钟表柜台。记得我问售货员,天梭和浪琴哪个更好。售货员说,当然是浪琴。我问为什么,她的回答是:“你看浪琴是郭富城代言,天梭是黄晓明。”

这一点您可能不知道。郭富城是香港老一派明星,而黄晓明那时是内地新晋的男演员。十年过去,香港相对没落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争论,深圳都已经快超过香港的地位。这一切似乎可以预见到:香港的繁荣就是依靠封闭动乱的内地转口贸易而生。而当内地开始安定的时候,这个邓小平要不惜以武力代价拿回来的国际城市自然失去了过去如此之高的价值。

一个人会认不清自己,一个国家也一样。在中国极度自卑的时候,邓小平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潜力和实力。他也意识到,中国人就像犹太人一样务实而勤奋。在中国动荡的那几百年,有大量沿海一带的华人去东南亚务工,而这些人,现在几乎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新加坡,也依靠华人在连淡水都没有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所以,没有理由不相信,当中国鄙弃对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恢复安定之后,就能实现应有的在世界的价值。

尊敬的南希小姐,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许多人又开始悲观起来。这种悲观似曾相识。1992年,1997年,2008年,2012年似乎一次又一次发生。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怀念起杨小凯。对于自身制度的否定又开始蔓延开来。最近,怀念邓公的文章也开始多了起来。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也有人开始认为,这将扭转中国的国运:国有企业的负重,地方政府信用的无节制,高校科研体系的僵化,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也确实都是中国存在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一代人的记忆有太多过去悲伤的印记。这些印记,内心里,依然是“我不相信”。来自少年时期的否定,是很难磨灭的。正如哈耶克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是自己的命运的创造者。但如果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出生在六七十年的人,他们的少年时期经历了伟人的去世,乌托邦的幻灭,西方观念的全盘闯入,政策的改革以及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下的巨大的变化和不稳定。也许,这些,会让他们部分对于自身的制度有着骨子里的怀疑。但民主是工具而非目的。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也有自己的处事之道和生命力。

因此,也在这个时刻,我也想说,中国最大的力量,并非是政府的引擎,而是十几亿焦虑、勤奋、没有安全感、对财富极度渴望的普通人。

就像300多年前那些奔向美国的移民对自由的渴望,中国这些普通人,他们并不关心自己是否称霸,是否干涉他国政治。他们想的只是,自己是否能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能让父母过更好的生活。为了这个,在许多富裕国家人正在度假的时候,他们选择夜以继日地工作。

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动力所在。这种动力,几千年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而在基本生活需求用一种粗旷型增长得到满足后,邓小平埋下了理工科教育的种子,这让中国在几十年后凭借“工程师红利”,发展得以继续。

尊敬的南希小姐,这封读后感写到现在,也到了该结尾的时候了。我想说,虽然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些并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悲伤的过去,也知道未来也许两个国家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变化,但我依然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是无知的自大。而是在了解她的过去、现在后,我知道这种深层次的原动力。这本书也更让我明白每一步的改革背后的缘由。我也深刻地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多么的幸运。如果不以一定方式参与其中,尤其是科技的发展,自己觉得会辜负了此生,也辜负了邓小平用一生的隐忍和兢兢业业换来的黄金时代。

最后,对于傅高义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中结尾的那句话,我想说的是,西方的理性思维使得生产力得以发展,而东方的感性,也会让这个世界充满人情味和想象力。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不具备侵略性的文化本源。他们只是简单地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抱歉这篇读后感延迟了一个春夏秋冬,期待下一次北京或者波士顿的相聚。

作者为清泉石资本执行合伙人。南开大学金融系本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2016年出版记录2015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书籍《春天的狂想》,于2017年被哈佛费正清研究所图书馆签名收录。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图片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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